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韩宪耀,1924年生，浙江慈溪人。1947年9月考入国立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48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数学系。其间参加革命工作，于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先后在中共上海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矿检查科工作。1956年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1960年留校工作，历任北航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军体组指导员、教务组党总支副书记、代书记、机械厂厂长。2006年7月20日，韩宪耀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人员的采访，回忆了自己从旧社会的一个学徒工逐渐奋斗成长为成绩优异、信念坚定的革命青年的转变历程，自述了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地下党员参与领导上海进步学生运动的情形，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向科学进军的不悔人生。

从学徒工到中共地下党员

我是浙江慈溪人，家中兄妹五人，我排行老三，出生后便随父母迁居上海。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我于第二年小学毕业，当时14岁，渴望继续求学，但因家庭贫寒无法如愿。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在静安寺路、派克路（现南京西路、黄河路）路口的卡尔登食品公司当学徒。后经表哥介绍，在荣毅仁开办的欧亚酒精厂当练习生。至抗战胜利前夕，酒精厂倒闭，原址上开办了九丰搪瓷厂。不久抗战胜利，让我感觉国家有了前途，自己也有了希望，想再去学校读书，于是白天在九丰搪瓷厂工作，晚上到“强华”夜校高中部念书。

在夜校读书时，我认识了一位同学朱永章（后做过重庆市民政局局长），他也是学徒出身。我俩志同道合，在一起无所不谈，从国家形势谈到个人命运，聊得很投机，都觉得中国不应该这么落后，中国人之所以受外国人欺侮，关键是科技落后。另一方面，也受到我表哥的一些影响，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虽然在动乱的时局谋生有一定的困难，但毕竟总有人请他去做事，因为他有专业技能在身。从那时起，我俩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宝贵而有限的机会，好好读书，用科学知识来改变贫困落后的旧社会。但靠夜校达不到要求，必须上正规的中学、大学。我还征得九丰搪瓷厂老板的同意，改做6点到12点的夜班，这样白天可腾出时间来上学。于是，在1946年上半年，我俩以同等学历考进上海新建中学，就读高中二年级。

新建中学里，国民党三青团的势力比较强，对学生思想控制比较严。同时，校园里也有地下党的活动，我曾看到过一些高年级学生在校内宣传进步思想，例如中国为什么落后？什么是三座大山？不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就没有前途，等等。其中很多主张，我们也深感认同。1946年下半年，新建中学规模扩大，从白克路（今北京西路）的建承中学转来一批学生。建承中学创办于1939年，是一所由中共地下党创办的“抗日据点”，是当时上海青年学生中有名的“进步学校”。转来的这批学生中有2位是共产党员：周成樑和另一位女同学，他们都插入我所在的高三乙班。他们两人转来后，做了很多宣传工作，还利用语文课堂与讲课教师展开辩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对政治形势的看法。

当时，朱永章邀我住在他家，他家只有他和祖母二人，祖母很慈祥，对我很好。周成樑是住校学生，但学校管理不严，他也常来朱永章家，晚了就不回学校，住在朱永章家。这样一来，我们三人就常在一起交流看法，开展辩论。在周成樑的影响下，我跟朱永章经常购买进步杂志《群众》，争相阅读，还参加“沈崇事件”等进步爱国运动，思想进步很快，“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信念日益坚定。

1946年“沈崇事件”引发平、津、沪三地学生反美浪潮的报道

在这期间，曾有一位同志时不时地来找周成樑，周成樑向我们介绍说那是他哥哥。到了1947年1月的一天，周成樑突然问我们：“有人要我参加共产党，你们是否同意？”这其实是在试探我们，又不暴露他的身份。他当时已是新建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觉得我跟朱永章各方面都很好，可以发展成党员了。第二天，我们也明确答复他：“我们同意。如果你参加，我们也跟着参加。”

就这样，我们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与个人自传。申请写得不是很长。自传主要写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着重讲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包括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是否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在当时艰苦危险的条件下是否愿意将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等等。1947年2月，我们二人同时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

在新建中学与交大并肩作战

1947年3月，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统区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当时，我们班共有学生60人左右，包括我和朱永章在内的共产党员有五名，三青团员二名。三青团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他们耀武扬威，高人一等，经常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身份。平时不爱学习，成绩很差；品行也不好，外出坐电车不买票，甚至和司机吵嘴打架。在我们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时，他们经常进行阻止、破坏。但我们并不畏惧，我们靠着功课成绩全班之首的优势，以及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帮助关怀后进，最终赢得了绝大多数同学的信任，树立了群众威望。

1947年四五月间，临近高中毕业。教育局突然下令，要求在正常的毕业考试之外，还要进行一次会考，激起了许多学生的坚决反对。我们几个党员经过商量，决定组织同学开展“反会考”斗争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的发起，与交大对我们的影响有关。5月，交大学生开火车赴南京请愿的“护校斗争”取得胜利，震动了整个上海的舆论界。对我们而言，犹如在黑暗之中的指路明灯，极大地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

韩宪耀（右）接受母校采访

不久，南京、上海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我们班也积极响应起来，将各报报道南京、上海等地“五二○”惨案的情况剪辑下来，在学校指定办板报的范围内张贴宣传。校长坐不住了，他亲自动手将板报撕掉，引起我班同学的不满。大家纷纷下楼和他辩论，说这都是外界合法公开报道的，又在学校指定地点宣传，为何要撕毁我们的板报。校长哑口无言，一气之下走了。周成樑组织开班会，控诉校方的无理做法。就在这时，校长找来警察对我们进行恫吓。成都路警察局派出一辆警车开进学校，车上有十几位军警。不过，同学们并没有被吓到，冲着警察说：“我们是学生，没有犯法，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学校？”就这样，大家合力将警车推出了学校。

当晚，我们几名党员秘密开会，决定第二天到各班控诉“校方无理镇压学生”的反动行为，一些进步学生还在周成樑的带领下，刻钢板，印材料，为发动罢课作准备。也就在那晚，教务长与几个三青团员多次来查看我们班级的行动，还把周成樑找去进行威胁。考虑到本校的力量太小，我们想去寻求外界舆论的支援，于是写了稿件，由我送到《文汇报》杂志社。没想到我来到报社，发现《文汇报》已被查封，我还遭到警察的阻拦与盘问。

第二天早上，党支部发现校外行人稀少，只有几个便衣在走动，决定按原计划行动，组织力量到各班进行控诉宣传，由我和朱永章负责在教室门外做纠察，周成樑及其他一些同学在教室内进行宣讲。开始的两三个班级还比较顺利。当控诉活动开展到初三班时，我们班的两个三青团员突然冲出来殴打做宣传的同学，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也随即围过来，借口说学生互相打架，把他们全部抓走了。被抓的同学中，有2位是地下党员，包括周成樑，2位积极分子，1位一般群众。另外2位三青团员也被抓了，但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这样一来，学校内出现一片恐慌的气氛。由于学生们基本都是走读的，所以都不敢来学校上课了，这样就造成了“不罢课”的罢课。校方为维护学校声誉，宣布放假3天。

周成樑被捕后，那位“哥哥”出面了，我们这才知道他是周成樑的上级领导。他对我们下一步工作作出指示，就是营救被捕学生，组织家长召开座谈会，向校方要人。另外，我和朱永章分析了当前形势，暨南大学已被特务控制，复旦大学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正在斗争，只有交大是团结战斗的堡垒，商量决定寻求交大的支持。1947年5月26日，我和朱永章来到交大，正值交大学生正在组织抗议“五二○”惨案的游行示威，校门口两边墙上贴出巨幅漫画和大字标语，向广大市民控诉特务暴行。我们就加入其中。不久，交大校门口及四周已被军警包围，一辆红色警备车还驾着机枪，堵在校门口，紧张形势一触即发。

上午9时左右，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来交大了解情况，准备与学生进行对话谈判，要求尽快复课。学生自治会提出必须先撤走军警，才能进行谈判。吴国桢只得下令撤走军警。接着，两位头缠纱布的受伤学生就特务的罪行向吴国桢发起了质问，要求公审特务，并提出“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学生才复课”的要求。最后，吴国桢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释放之前各校被捕的学生，包括新建中学我们班上被捕的那几名学生。交大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我们大受鼓舞。而新建中学校方觉得我们这些人太不安分，于是贴出告示，让我们不考试就毕业了。我跟朱永章离校前夕，周成樑已经离开了，他的那位“哥哥”直接联系我们。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指定我毕业后报考国立大学，指定朱永章报考私立大学。就这样，我俩分开了。

吴淞商船学校的“再历练”

新建中学毕业后，我报考国立大学，第一次没考交大，而是考了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就读轮机专业。这所学校和交大渊源很深，它源于交大1909年时创办的船政科，抗战期间曾搬迁至重庆，更名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1943年并入交大，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校，位于虹口的东长治路，原址为雷士德工学院。

进入吴淞商船学校前，我是名新党员，肩上的担子不算很重，但到了这个学校后，我所在的班上有50多名学生，就我一人是党员。很多人是青年军，学习风气也不好。学校中跟我接应关系的同志叫王夷白，是学校党小组的领导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王新民，任三机部黎阳发动机厂党委书记。党小组组长是汪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教育司司长。全校的党员有6位，虽然我们在党小组开会时相互认识，但对上则是单线联系的。后来成立党支部，由汪浩负责，王夷白调任地下党学委专科区委委员。

吴淞商船学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党的力量薄弱，缺乏群众基础，开展工作难度较大。我作为党员，凡事都冲在前面，否则很多工作都无法开展。当时组织的学生运动有：1947年10月声援浙大“于子三事件”的活动，1948年1月游行抗议英国当局镇压香港九龙同胞的暴行，以及1948年春夏之交的“反美扶日”斗争。由于交大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民主堡垒”，更是这几项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所以，我曾多次受组织指派到交大开会，商量部署统一行动。

如1948年“九龙暴行”发生后，大约在1月16日，我接到上级组织通知，让我和学校另一位同学到交大上院114室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决议17日全市学生总罢课，到英国驻沪领事馆示威，向英国政府抗议。次日下午，我校20多名学生冲出校园，到外滩指定地点与其他学校学生集合。由于我校离外滩比较近，所以提前到达。等交大、同济、圣约翰、复旦等校学生到齐后，一时聚起了2万多名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集中在英国驻沪领事馆门外。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枪口对着学生队伍。学生们高喊口号“还我九龙”“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动了军警的心，他们放下枪口。以交大为首的学生队伍派出代表，进入使馆，要求使馆降下国旗向中方道歉。使馆拒绝，扬言要扣留代表。这消息传到使馆外，学生愤怒，口号声一浪高一浪，情绪激动。可能是交大一女生，爬到使馆门柱顶上，将柏油倒在英国国徽上，学生队伍扬言冲入使馆救出代表。双方对峙到下午4时许，最后以英国驻沪领事馆降下英国国旗而胜利告终。

在五六月间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我们简称“反美扶日”运动，同样是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国民党派重兵用警车驾着机枪封锁校门，准备镇压学生，把学生封闭在校内，学生出不去。地下党组织及时分析形势，为了避免革命力量受到损失，当机立断，改变斗争方式，改为校内游行。

另外，我还参加过“募捐寒衣”活动。党支部领导王夷白要求我在外校学生来我校做宣传时站出来高呼口号，把募捐寒衣活动的意义同反对内战结合起来，揭露国民党政府只管打内战，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策。这一任务对我个人来说有一定危险，容易暴露，但是我坚决服从组织意见，与外校宣传队伍配合，在三百余人饭厅里，领导群众高呼“积极参加募捐寒衣运动”“反对打内战”等口号。虽然我在校学习成绩不错，但是在学生运动中频繁出现，过于暴露，于1948年6月被学校勒令离校。

交大：热火朝天的“小解放区”

离开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后，我经济上陷入困难，又没地方落脚。经傅正邦介绍，我住进交大中院309室。这时，王夷白向我传达组织意见，让我继续考大学。1948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山东大学，组织上经过考虑，要求我进入交大，被数学系录取。相比电机、土木等最难考的热门科系，数学系相对容易一些，但录取比例也在1/20—1/30之间。

交通大学1948年度数学系新生入学名册（左一列为韩宪耀）

进入交大后，一开始我的联系人是赵国士，由他与我接上党的关系。两周后，又将我的关系转给陈启懋。陈启懋当时是交大地下党总支副书记，他鉴于一年级新生中党员不多，力量薄弱，要我除了在班级开展工作以外，还要把整个一年级面上的工作抓起来，并指派吴昭崇协助我开展工作。吴昭崇是从清华转入交大水利系的，而且已经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成员。但来沪后，与转关系的同志失去了联系，只得自己到学生自治会找人，说明情况，希望能参加进步活动。所以，我还要对他进行了解、考察和培养，但不能向他说明我的党员身份。这是党的秘密，必须遵守。经陈启懋同意，我们深入各班级，了解情况，成立了在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组织，取名“新社”，基本上各班均有人参加。为了发挥吴昭崇的个人能力，以便更好地进行考察与培养，我推荐他为“新社”负责人。之后又要成立一年级的学生社团，全年级有学生600人左右，而党员只有4人，力量远远不够。于是，“新社”在建立学生社团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经全体会员讨论，新成立的学生社团取名“四一联谊会”，由赵国耀担任副主席，吴昭崇是联络干事，我是福利干事。这样一来，面上的工作就能开展起来了。1948年底，较好地完成了“反迁校运动”工作。

学生时代的韩宪耀

不久陈启懋又找我谈话，说目前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市要组建统一的党领导下的半公开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我提出“新社”是一年级的半公开的党的外围组织，可以以它为基础，成立“新青联”。陈启懋表示同意，并提出：凡是“新社”的成员，必须向他们说明“新青联”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组织。如果同意，可直接由“新社”成员转为“新青联”会员。经过一一谈话，“新社”成员没有一个不同意的，都转入了“新青联”。同时，以他们为骨干，通过他们到各班发展新的“新青联”会员。

到了1949年1月（一说是1948年11月），陈启懋告诉我，党组织决定在一年级学生中成立党支部，并开展搭班子工作。他问我吴昭崇这个人怎么样，我就实事求是地谈了吴昭崇的个人情况，并表示：“他是一个好同志，可以发展为党员。”陈启懋也同意，并提出由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这样，我找吴昭崇谈话，他态度很诚恳也很积极，就顺利入党了。

一年级党支部成立后，陈启懋就不和我们联系了，改由赵国士来联系。当时的支部委员有4人：曹子真、李修爵、吴昭崇和我。曹子真是支部书记，李修爵负责收党费。支部共有吴均烈等党员五人。

李德元、侯旅适、蔡建华3人是我同班同学，均是我介绍他们入党的。我对他们的工作，是大同小异。其中，李德元是我介绍的第二个党员，印象比较深刻。当时，地下党员开展班级工作，首先要交朋友，了解每一位同学的家庭、思想、学习、生活情况。一般说来，成绩好的同学比较容易做通思想政治工作。李德元是我的同班同学，就是一位爱学习的好学生，人也很朴实，我和他很谈得来，一些进步的社团譬如“新社”的活动，我拉他参加，他每次都是积极参与的，也是“新社”成员。但他向我坦言，他喜欢搞学术，不想参与政治，不太适合做这种工作。后来，通过参与一些革命工作活动，他的思想逐步有了变化，对我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当时，班上总有两种思想在针锋相对地冲突着，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所做的将来会被人接受的。”从这句话中，我感觉他知道我是追求进步的。他后来又告诉我，他在高中时就把《资本论》看了两遍，这是很少见的、很令人佩服的。我问他读后的体会是什么？他说，一个国家的前途，总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意志，这句话说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周期等问题已有比较独立与深刻的洞察。于是，我进一步加强与他的沟通联系，并将班上许多活动交给他负责，虽然他对学习和革命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开始有些勉强，但他一直抱着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慢慢由被动变成主动，逐渐消除了“我不适合干这种工作”的念头，终于在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理学院一年级中第一位入党的学生。候旅适在1949年3月、蔡建华在4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先进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也很先进。李德元是二机部搞二弹一星的专家，在原子弹研究工作中解决过数学方面的重要问题。候旅适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蔡建华是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知名教授。通过李德元的例子，我思考为什么交大会成为“民主堡垒”？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大同学身上有一种朴实的感情，实事求是、认定真理不回头的精神。

大学时期的李德元

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派出大量特务、军警对交大地下党与进步学生进行了大逮捕行动，最终被捕的有56人，其中包括严祖礽、魏瑚等学生会重要人员。“四二六”大逮捕过后，大约是4月底5月初，赵国士通知我和吴昭崇马上紧急撤退，以防国民党第二次大逮捕。赵国士是住校外的，我和吴昭崇当晚就离开了学校，校内暴露身份的同学能分散的就分散，不能分散的，就集中搬至其它地方居住。至于党组织和“新青联”团体，还是健全的，没有遭到破坏，疏散后转移到校外活动。比如我所在的党支部，是在化工系党员林宗琦家继续活动，由我继续联系土木、机械和理学院的党小组。与党团组织不同的是，作为公开合法的学生自治会仍然留下，坚持与国民党进行周旋，并成立护校小组，在体育馆准备了粮食。

解放之后初心不改

在“四二六”大逮捕之前，曾经有个传闻，说“解放军已经攻到南翔了”，而且确实听到了炮声。我们很兴奋，以为不到两三天，解放军就要来了，学校也搞得很热闹，贴标语、扭秧歌，但后来据说是敌人有意放的烟幕。等到真正临近解放时，由于学生都疏散了，所以迎接解放的活动都在校外进行。我主要负责维持治安的活动，组织人员到社区、工厂等地宣传解放，并参加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大游行。

刚解放几天后，正值台风大作，洪灾泛滥，上海郊县一带死了很多人，房屋破坏严重。党组织号召并组织青年学生救灾，一个分队联络一个区。我带了个分队，大约20多人，对口南汇救灾。来到南汇后，一位区长接待我们，主要任务是修堤坝。我们一方面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动员，宣讲解放的形势；另一方面亲自动手挑土石、修堤坝，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共待了20多天，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患难之情。

1949年，交大学生赴南汇修堤坝

上海解放以后不久，我被抽调参加上海市委党校第二期的学习，从此离开了交大。党校培训四个月后，组织上分配工作。我当时还想回学校，继续念书，将来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可能交大的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前都有科学救国的思想，觉得一解放，终于可以好好学习，为国出力了。于是，向上级表达了这一想法。当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晓说，你要回去可以，但要把党籍放在这里，因为那时党员干部大量空缺。后来，还是服从组织安排，被分配到中共上海郊区工作委员会（地委一级）组织部工作。先是搞干部工作，负责10个县干部定级；之后在真如县江桥乡发动群众参加土改，抓出一个身上负有18条人命的恶霸地主；土改结束后调任中共上海市郊工委党校组织部副部长，1953年初调任中共上海市郊工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至1956年，调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矿检查科副科长、代理科长。刚解放实行的是“供给制”，我每个月工资2.5元，后来伙食、服装均由自己负责，调整为29元。1955年，全国改为薪金制，我是行政17级，每个月工资拿105元。

1956年以后，我的人生道路出现转折。当时党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向科学进军。我心中一直有没能从事技术工作的遗憾，所以这个时候向组织提出我的想法。一开始，领导不同意，说我已经是干部了，又是大学生，没必要考调干生。但我觉得自己有信心，坚决要求转向技术，希望领导能够放行。最后，领导同意了。1956年，我作为调干生考进了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专业。当时重回校园求学，我消除了很多顾虑，决心是很大的。一是我年龄比较大了，已经成家生子；二是去北京读书要面临与夫人两地分居的问题；三是要舍弃已有的科长官级，工资也要由105元变成调干助学金29元，造成家庭重大困难。现在回过头再看，当初的选择似乎有些不必要，因为我读完书以后，并没有搞技术。1960年，我被调到北京航空学院组织部工作，先后从事总支、生产工作，直至离休。可是不管怎样，我为了响应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为了国家的需要作贡献，一点也不后悔。直到现在，我仍然离休不离岗，发挥余热，战斗在老有所为的战线上。

韩宪耀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欧七斤、韩宪耀、龚诞申、孙萍）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9-373页。略有删节。